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美国美国早期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号。这个决议是邓小平根据陈云的建议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这一政策废除了原来的农产品自由市场，农产品自由市场最初具有稳定粮价保障供应的功能，后来僵化，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80年代改革后，政策取消。

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允许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只有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城市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本粮本，粮食由粮本供应。此外，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粮食自由买卖。

从1953年到1992年底，实行了39年的国家统购统销。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会给我们新的启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城市总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人，五年增长了435%根据粮食部的统计，1953年的城市人口是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给的角度计算的。随着以粮食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的粮食从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翻了一番多，但仍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粮食销量1950年100，1951年147，1952年228，粮食供需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中，国家 中国的粮食收支出现40亿斤的赤字。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持续大幅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的粮食小组得出结论说：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的有点不可持续。

1949年后，由于几十年战争的结束和土地改革，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产量1949年100，1950年117，1951年128，1952年145，略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超过战前最高年份的10%但国家收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国家收购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数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的总人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商店和出口食品。1953年，国家征用粮食721亿斤，仅比1952年增加1.44%，购买次数增加了20次.1%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在1950年，它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个.74%这是国家统购统销之前的数字，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比例继续大幅度提高。

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的增加，粮食短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从城市进口粮食。1949年以前，大城市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根据交大研究所的调查，1922年至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吨，上海面粉工业使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是以国外小麦为原料。自1931年以来，外国小麦进口激增，并低价倾销到中国。上海进口外国小麦的数量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是以外国小麦为原料的。食品部部长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自豪地说美国国会在1954年9月：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对外国大米的依赖、国外小麦进口趋势，但稻麦有部分出口。

为了平衡粮食的供求，1952年成立了粮食部。就像财政部保证财政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财政平衡，收入尽可能多，支出尽可能少，以月为单位、粮食购销季度分析。粮食部成立之初，没有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统购统销，有粮商，有粮市。因此，国家必须与私人商人争夺食物。1951年公共粮食收集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2年是39岁：61，1952－1953年是44岁：56。当时，据估计在1953年－1954年国家需要掌握700多亿斤粮食，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还需要收购431亿斤（去年实际收购243亿斤）通过市场不可能买到这么多粮食。

章乃器在上述声明中表示，：中国的本质中国的粮食问题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道路和农民的矛盾自发力量…归根结底，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非执政党成员，粮食部长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了这样的表述这显然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权力观。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解决办法。1953年7月23日，蔡中委员会主任陈云顾不上生病就匆匆回京。中国财政委员会开始提出八个方案，最后确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在1981年回忆道：我下定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星期。当时很多同志不赞成…十月一日，在天安门的讲坛上，我对毛主席说，没有这个，我们就没有出路。所谓统购统销，就是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吃的数量和品种只有经过国家批准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本粮本，粮食由粮本供应。市场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食品券可以 I don我不买一点吃的。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 我现在负重前行‘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没有食物，整个市场就会波动；如果采用购买方式，农民可能会反对。在两者之间选择，他们都是危险的家伙。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的报告，并通过了陈云 的建议。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后来国务院发布了相关命令和实施办法。从此以后“所有的采购数量和供应采购标准和供应标准采购价格和供应价格都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或由中央政府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中国有一亿多农民。国家在从一户人家直接购买粮食时遇到了技术困难。所以要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过程中，国家规定城市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给自己留有余地，从国务院规定的口粮中扣除了一部分，使居民口粮低于国家规定。今天看来，城镇的数量并不低。但在那个年代，副食品的供应量非常少，人们吃不到油，吃不到肉谷物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的卡路里。虽然城市居民总是感到饥饿，但这种有保证的粮食配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受欢迎的特权。

促工业化

1953年12月实行统购统销。1954年9月，粮食部长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讲话中说在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年，粮食收购数量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存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只是实行统购统销半年的结果。

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粮食需求的增加，库存在一天天减少。第二年，统一采购的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美国政府给了食品部一个计划：1954－在1955粮年，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发给所有地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年增长215.98%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生猪也、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统配统购，品种多达132种。农民不能自由买卖这些产品。价格也是国家规定的。全国城乡居民的食物需求、布匹、食油、猪肉和其他生活资料都是由国家发行的票证供应的。十几张票成了二次元。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明税”，就是农地外面，卖农产品的同时，也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国家对工农业产品采取“剪刀差”你从农村拿走了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测算，最高估算为7000亿元，最低估算为4481亿元。剪刀差让中国农村很穷。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的这种宝贵贡献，为中国农业提供了原始积累美国的工业建设，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就没有“两弹一星”

引发骚乱

统购统销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统购统销实施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如你所见，1954年－1955年收购比例最大，超额70亿斤粮食，造成农村粮食供应非常紧张，此后两年不得不减少收购数量。国家应该买农民的余粮，但是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剩余的谷物被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农村的粮食中收购的粮食占38.9%到49.3%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来回运输，造成很大浪费。尽管有浪费，但政府先抓粮更安全更有保障“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率“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刘少奇曾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目前，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矛盾美国对粮食的需求和农民愿意出售的数量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如果农民愿意，他只会在吃饱后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如果所有的农民都有饭吃，然后国家收购他们，那么我们这些工人就没有食物了、教员、科学家和其他城市居民没有食物可吃。没有这些人的粮食，工业化就不可能，军队就会减少，国防建设就不可能。

农民当然不愿意空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因此，为了完成统购的超额任务，必须施加政治压力。在一些地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被任意拘留“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绞刑发生在很多地方。有关文献记载：广东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的批示下约束农民八九个人被绑在乡上，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不收就就地绑起来 不卖。打一个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9区，粮食收购中绑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省因购粮被迫自杀的有111人。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饭时死亡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家，河北130家，河南108家。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整的。

1955年2月2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购粮后农村紧张：第一，在粮食收购运动的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农民大量杀猪杀鸭。二，在中山、新会、在南海等一些地区，农民已经退田，甚至交出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买不起粮食。第三，农民吃不饱饭，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第四，农民非常担心粮食问题钟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晚上偷偷去看粮仓里的粮食有没有被运走看到运粮船离开后，袖手旁观的农民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取粮食收购证的缺粮户到干部 家园，哭了。第五，对党和政府普遍不满。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是好的，但现在它 它死了”报告还披露，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的文章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收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任务3300万斤，实际完成2900万斤。因为任务重，干部强行命令，围着街道殴打群众的情况比较普遍。第三区某副区长领导彭庄乡陈庄秋购，造成3人自杀。区干部聚集在杨庄强行夹菜，殴打8人，脱光衣服冻住16人，吓跑3人，有的人不敢在家睡觉。自从国家统购统销以来，郓城县发生过两次大规模骚乱。在浙江金华，粮食收购中违法现象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根据春安等9个县的统计安，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行命令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178名农民被刑讯逼供，24户被罚款。

1954年浙江省粮食产量141亿斤，收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5%强。由于统购粮任务重，农民在推牛，干部在逼单。在1955年的粮食工作中，除了追加7%外面，又晚扫了几年。省 112年美国公共粮食竣工%中鼎牛统购134人死亡。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曲周地委副书记到华凯县某村了解到，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有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他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召开干部扩大会议，有20多名农村干部在哭。上面批评的资本主义 尾巴，但群众骂它不实事求是。另一份报告也反映了浙江 统购统销：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卖家具的，种粮的，乞讨的，卖孩子的，上访的，老弱病残饿在床上的，不断发生，有不稳定的迹象。

在国家统购统销时期，大量农民造反。在甘肃通渭、贵州马山发生大规模骚乱。湖南常德地委作出决定：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惩处。云南实行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农民批判，导致多人死亡，暴力反抗。四川省德昌县成立于1954年“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处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1953年，组建四川石柱县法院和公安局“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开宣判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了一起群体性骚乱，其特点是“反革命分子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执行死刑16人，判处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粮食紧张

农村食物真的很紧张。粮食部门如何看待农村粮食短缺？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

有人认为今年春天，中国 美国农村的粮食形势有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收购了过多的粮食。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我不 I don我不认为这两年购买的粮食数量超过了农民可能承受的限度。我们向农村供应的食物比供应的少。It 要求我们多卖是不合理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继富农制造粮食的例子之后，他们接着说：

农民为缺少食物而哭泣是错误的，这是农民的哭泣自发力量。出口的粮食是否严重短缺？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可能不出口。

可悲的是，这种对粮食部门不切实际的看法，长期以来影响着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维。无论饥饿的农民如何哭喊，都被视为“自发势力”呼，一时间那农民们议论纷纷“自发势力”这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力量，甚至是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最坏的情况可能在广西。1955年，广西因虚报产量超量收购，饿死数千人。尤其是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发生大规模饥荒、水肿病等严重事件。在1957年6月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上，监察部部长钱莹作了《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的讲话。与此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陈省委第一书记，军士长郝省委书记、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三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浦、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相关失职被免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些干部不接受统购统销导致人民挨饿。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陈云出席、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主管粮食的两位一把手对粮食短缺深感厌倦。陈云在会上首先抱怨：

去年我们挖出了67亿斤库存。好在四川调了50多亿斤救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非常少，已经出现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我们遇到另一场饥荒就不会了。现在看来，这个国家 美国的粮食库存必须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我们可以应付两个灾难年，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保持稳定。

两个灾难年需要多少库存？会上分析，国家需要430亿元应对一个灾年－450亿斤的库存，需要480亿来应对两个灾年－500亿斤库存，最好是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促进粮食收购。利用社会主义教育和更好的年景，我们应该收集更多的粮食。陈云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也就是说，正常年份的粮食收购量不能少于850亿斤。这次会议初步确定1957年－1958年全年粮食收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是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入不敷出，可以45.12亿斤补充库存。1斤商品粮约为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转换范围取决于原粮的质量）国家收购的粮食都是商品粮，给农民的口粮都是按原粮算的。社会主义教育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大批判和粮食收购结合起来，加强征收过程中的暴力。

然而，在这次食品大会上制定的计划遭到了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的反复交涉，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 美国的粮食收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增加到767亿斤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年增加35亿斤－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发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项、县一级只能执行，指标不能改。省里可以改指标，就是稍微提高中央下达的采购指标，稍微压缩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省里留有一定的调整空间，省里可以先改指标再行动。经与省领导讨价还价，原定852亿斤的收购目标无法落实，降为847亿斤。根据毛主席李先念“压缩销量”指示，销售额从原来的767亿斤，减少到748亿斤。18亿斤口粮和36亿斤出口不变。在这一轮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胜出：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让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号（中发104）这个文件指出，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现在一些地方的一些农民已经开始用粮食闹事，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中央要求粮食销售力争不超计划，粮食收购力争超额完成任务。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博弈。1957－1958年的最终实际结果是购买了920.11亿斤，销售额842.09亿斤。采购比计划多，销售比计划少。在博弈中，中央政府仍然是主导。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1978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 s公社于1983年解体。农民和农民协会种粮热情空前高涨，粮食真的增加了。

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这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对城镇职工和国家财政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国家只能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利益，采取妥协渐进的方式。

中共中央1983年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送买是绝对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中共中央在1984年的一号文件中也指出，“随着生产和市场供应的改善，应继续减少集中采购的品种和范围。到1984年底，政府购买的品种数量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到38种（其中24种为中药材）长达32年的国家购销垄断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购买国家所需食物的方法。

1985年底，中央政府提出“逐步减少签约订单数量，扩大市场洽谈采购”的新方针。但是，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可能真正取消。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决定。在实行统购统销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城市工人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由农民出钱“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

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市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收购的价格。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

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市民平均补贴130元－150元。你可以用这些钱买100公斤大米。然而，放开食品价格的政治风险太大，中央政府无法决定。在五六十年代，玉米粉的价格提高了一分钱，必须事先召开不同级别的会议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并要求党员保证不与党 的纪律。

1992年底，各地粮食库存很多，占了不少资金。这时候如果放开粮价，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减轻粮食部门的负担。到1992年底，中国有844个县（市）粮食价格放开，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真正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