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

无为是道家的哲学思想。它意味着安静和虚无，顺应自然的改革。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起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以“无为”为主。老子的“无为”它既包括个人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包括中国人民的最高境界政治追求。在老子的基础上庄子发展了对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形成了庄子学，对道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子“无为”在发展过程中，黄老 黄老的政治追求形成了黄老学说，黄老学说与名刑学说相结合，成为治国的方法之一。汉初采用“无为”的治术，即“与民休息”这项政策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老子的“无为”思想是由他的生活背景引起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封建国家制度崩溃的时代，也是诸侯国之间不断兼并的时代为了保存自己，各国越来越重视它“有为”和治理相反，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儒家也有相似之处，儒家也说“无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家相同，最高理想是“无为而治”在道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无为”列子的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庄子、杨朱、刘安等人都对“无为”促进了思想的发展。创作了《列子》《庄子》《淮南子》何尚功等作品、王弼、苏澈等人对《道德经》感兴趣“无为”深入研究和解释的概念。

“无为”作为中国先秦时期道家思想术语，最早出现在老子《道德经》中，为老子所创，作为老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在《道德经》一文中多次提及。

老子的“无为”思想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也不是被动作为，而是顺应自然而为， 以“无为”求其无不为，从而达到“有为”的目的。老子“无为”思想的内涵既包含了个人的境界及其行为方式，也包含了政治手段及政治理想。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成立之初，各方国纷纷臣服，为稳定局势，周朝采取了封国制度，周王自称天子，是天下诸侯国的共主。周天子分封诸国，视为“建国”，各诸侯国管理自己的邦国视为“立家”。《吕氏春秋》说：周朝的封国有四百多个，归顺的国家有八百多个。周公推行礼乐制度，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各守其位，各尽其职，遵守道德礼乐规范，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呈现了衰败之势，封建邦国制度趋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为了利益争夺，战争不断，邦国之间不断兼并，至战国时代只剩下七个国家。在此不断发生兼并战争的情况下，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生存，越来越重视“有为”而治，新的治国思想不断涌现，而老子反其道而行，探究春秋时代背景的根源，从根源出发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国之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变革成为寻求生存、强大邦国之道，“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术下移，民间私学崛起，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文化背景。处于这个时期老子，面对当时的形势，根据他的人生态度，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阐述包括本体论、宇宙论、规律论、人生论和社会政治论在内的众多哲学问题，并提出了“无为”的哲学思想。

溯源

“无为”一词，虽然出自于老子《道德经》，但其思想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最早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卦和坤卦。”这可能是最早的“无为而治”的思想。

《论语.卫灵公》：“采用无为而治的人，大概是舜吧？舜在位时，有什么伟大功绩呢？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端正好自己的行为罢了。”和《系辞》中的观点一样，孔子认为舜的行为就是“无为而治”，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也是“无为而治”，黄帝、尧舜都代表了儒家的“无为”思想。

管仲所处的时代比老子稍早，《管子》一书中有关于“无为”的阐述，如《心术》篇中有：“只有知道不能言说的话，做无为的事情，然后才能知道世界的开元。”《白心》篇中有：“圣人治理国家，先让自身安静，然后等待时机，时机到来，财富和名誉都将得到。”这些都是“无为”的思想。但《管子》一书，经研究表明，应为战国时期的学者托名管子而作，因此，其“无为”之说不应早于老子。

流变

老子“无为”思想的流变，一方面表现在后人在老子“无为”思想的影响下，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如庄子、列子、杨朱、黄老学派、淮南子等；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注释和解读上。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在此期间，各种学说都得到了发展和发扬，老子“无为”的思想也不例外。列子、庄子、杨朱、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都是对“无为”思想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经过这些学者的发展，老子“无为”的思想分别形成了老庄之学、列子至虚无心之学、杨朱贵己重生之学、黄老清静无为之学。

无为

两汉

西汉初期，中国社会社会在经历了从春秋以来数百年的混战时期，又经历秦国灭亡，楚汉之争的战争，天下百姓迫切希望得到和平。统治者顺应时势要求，采取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尊崇黄老“清静无为”的治术，老子“无为”的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重视。精研老子思想学说的河上公得到汉文帝的尊重和欣赏，老子的“无为”思想得到了应用，形成了汉初“文景之治”的盛世；老子“无为”的思想也得到了发展，产生了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新的“无为”思想学说。

魏晋之后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在经历西汉和东汉之后，中国社会重新开始了战乱，儒家思想也受到了魏晋时期思想家的质疑，魏晋玄学重新开始了对老庄思想的研究。王弼就是研究老子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其著作《老子注》和《周易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牟宗三说： “他以透宗之观念与造极之境界，复活已断绝四五百年之儒道玄理，廓清四百年来易学之芜杂，不可谓非慧剑之利锋、 般若之烈火也。 观念甚简易，而造理却极真实。”

自王弼之后，注解《道德经》就成为了各个时代思想家的一个潮流，上至帝王，下至学者都热衷于对《道德经》进行解读。如唐明皇、明太祖都对《道德经》进行了注解，知名学者的注解更是层出不穷，中华古籍库就包含了49种数字版本的《道德经》。但这些注解都局限于时代的文化特征，缺乏创新和变革。

无为法

佛教术语，亦称无为，与“有为”相对。为，造作。佛教用以指非因缘所生、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认为无为是诸法之真实体性，是终极真理，与实相、法性、真如、涅槃等同意。《大毗娑婆论》卷七十二：“若法无生无灭，无因无果，得无为相，是无为义。”佛教的“无为”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借用了道家的术语，而其本质也具有相近之处。

无为而治

道家的政治主张。老子《道德经》：“道常常无为而无不为，君王如果能坚守“无为”，万物都会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无为而无不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论六家之旨要》）的统治术，老子主要强调顺应自然，无为是治的前提和基础，治是无为的目的和结果。后来黄老学派把它和刑名法术之说结合，强调上下循法，各处其位，各司其事，以达到缓和矛盾，稳定统治的目的。

有为

“有为”是“无为”重要的参照。从政治角度上看，老子在“无为”与“有为”的对举中，界定了政治秩序的基本架构，并且描述了由政治组织发展和衰坏的阶次。 王弼承接老子的思想，将“有为”的弊端提炼为“物不具存”与“物失其真”，在“有为”之治的政治氛围下，“伪” 与“失真”是普遍存在的，而伪善的产生在根本上源自君主“有为”的偏私以及由此造成的“物不具存”。一般认为，道家是“无为”的，儒家是“有为”的，但究其本质而言，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其政治理想都是“无为”。

无为政治

1933年5月，胡适在当月出版的第49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的文章，提出了“无为政治”。在该文中，胡适根据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归纳为积极救济和消极的除弊两种，他认为“积极的救济决不比消极救济功效为大”，因为“兴一利则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者受惠者无穷”，从而提出他的“无为政治”主张：一、裁减官吏与机关；二、停止一 切所谓“建设”事业；三、努力裁兵；四、减轻捐税。

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也对“无为政治”进行了描述。费孝通认为，“无为政治”是皇权为了自身的稳定，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定了“无为政治”的理想。

无待逍遥

庄子的“无为”和老子的“无为”相比，老子的“无为”既是个人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的政治手段，庄子的“无为”更多的是个人的思想境界，而“逍遥”正是庄子无为思想的表达方式。“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它恰好道出了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要求和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逍遥”就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无待”就是“无所待，以游无穷”，就是完全掌握宇宙的自然规律，获得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绝对自由，这种“逍遥”正是代表了庄子的“无为”思想。

贵无

“贵无”是魏晋玄学思想本，它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贵无”思想的代表为何晏、王弼，其思想出自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何晏、王弼二人在对《道德经》的解读中，分别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其中何晏的“以无为本”的思想更为精密，王弼则将“无”与具体联系起来运用到现实之中。他们二人的思想背景相同，都是为了否定繁琐的经学和曹魏时期政治状况，何晏首先确定了魏晋玄学中“无”本论的基础，王弼则更加详细地概述和发展了“以无为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