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四川、云南、连接西藏和中国其他南部地区与外界的通道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舒深都路和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早期通道如何开启，目前难以考证。根据哈维 s 《缅甸史》、霍尔 s 《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 美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达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从四川到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
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到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蜀身毒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世界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地缘政治力量的转移，这是由地缘政治决定的。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导致财富的革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早的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基于这一原则探索开辟的。
南方丝绸之路”以四川为基点，从云南分布到缅甸、在印度，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被发掘出来这些文化因素不仅包括四川文化，还包括大量的印度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早于通过中国西北走出西域的丝绸之路。
因为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已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被称为从四川出发，经云南走出缅甸的丝绸之路、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古代中西交通道路如下“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老的西南地区，穿过四川和云南省，连接缅甸、印，通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的古代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到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蜀身毒道”它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从四川到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织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当时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西汉杨雄曾称赞蜀锦绚丽多彩，品种繁多，历代都有发表和采用。《蜀都赋》说，舒迪“黄色细布，一桶黄金”黄色是四川质量最好的丝绸。印度考古学家乔希Josh指出，在古梵文文献中，所有印度教的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绸面料应该就是杨雄所说的“黄润细布”根据古印度文献记载，湿婆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中国可能在商朝就与印度有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喀布尔北部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很可能是从成都穿过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再转运到中亚。《蜀都赋》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是蜀国出产的丝绸，被蜀国商人贩运到印度贩卖，再转口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史记》记录在、印、阿富汗经济文化交流，《史记》裴松之介绍三国时，也提到了《三国志》年的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开通西域航线，开辟北方丝绸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们就已经开通了从四川成都到云南东部的航线“五尺道”，《魏略·西戎传》年：秦经常认识吴驰路”，“五尺道”从四川出发往东南走，经博路（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继续向西到俞晔（大理）《史记》年：邛笮、冉彦离蜀国很近，路也很好走秦时为郡县，止于汉兴。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在铜川积极挖掘南雅安、云南大姚的西昌和琼、笮、井、駹等西夷地区的“西夷道”所以道过岳西境内“灵关”，故又名“灵关道”，从蜀南出发，经过林琼（邛崃）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跨过金沙江去秦歌（大姚），抵达叶榆。打通毒通道后，连接云南、四川 四川 的毒通道，可以畅通无阻。以上两人在大理会合后向西，经过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赕（腾冲）出境入骠国（缅甸），称为“永昌道”这条路在中国大约有3000公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 s较早的对外陆路运输线，也是中国西南和西欧、非洲、南亚国家运输线中最短的路线。
唐宋时期，茶马贸易兴起，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商品，延续数千年，影响深远，被后人称为茶马古道。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来自不同的口岸和缅甸、印度、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云南茶叶、川茶被带入吐蕃，马匹源源不断地供应中原。他们之间物资交流频繁，文化通过古道串联，文化形态以商品碎片化呈现，圈内圈外文化环环相扣，所以从南方丝绸之路出现开始就有了多种文化的碰撞、传播、涵化、变化，由于西南两端不同文化类型的中间地带，这里的文化碰撞不仅异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谐，呈现出今天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从边陲小镇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物资战略中心，每天都有内地稀缺的生活物资从烽火线上冲下来、武器弹药、医疗设备，此时南方丝绸之路是开通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其本身的作用也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重新通车，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南方丝绸之路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空路线。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南方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文化的基因密码，融入了经济、社会、文化、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构建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但只是推测，并无考据。一般认为，这条通道正式从西汉开通，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翻越蜀道，至成都，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又称“五尺道”，从东道物资集中地——僰道（今宜宾市）出发，经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一路向东南入越南，并在大理与“旄牛道”重合。相传，“五尺道”由安阳王率领将士和士兵3万多人所开通，他们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史上称其为“蜀朝”。
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浓郁的商业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首先，开辟古道的是经商的人和马帮，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过“古道”，秦汉时巴蜀的铁、布、朱提的银，邛都的铜，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马、僮则贩到内地；唐代南诏时，在古道上进行的贸易逐渐频繁起来，南诏的河赕（今大理附近）成为重要的交易市场之一，当时印缅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毡、缯布、真珠、海贝、琥珀等，而从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缎匹、金银等；元代开滇数百年间，缅北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成为内地商人争购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国通过古道输往缅甸的最主要的货物为食盐，缅甸输入中国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纪中叶，中国最需要的缅货仍是棉花，缅甸最迫切购买的是中国的生丝，通过古道输出的商品有生丝、黄铜、雄黄、鞋子、药材等等，输入的商品则是棉花、象牙、燕窝、鹿茸、翠玉、琥珀、宝石、名贵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贸而存在，成为商品的载体，发挥着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围绕古道，从商者甚众，由于商品流通量较大，且绵延不断，有利可图，因此沿古道各地从商者很多。汉晋时，永昌（保山）就云集中国外商贾，不少身毒（印度）商贾和蜀地工匠侨居于此，一些中原派来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谋得富及十世的财富，《华阳国志 . 南中志》载:“益州西部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载：“永昌郡，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骠人即缅甸骠国人，可能就是当时最早的印缅从商侨民。
第三，商贸已具一定规模，沿途商城兴旺。1980年，云南文物学古研究所在剑川鳌凤山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贝，其年代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呈贡天子庙战国中期基中，出土海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贝，就达1230多斤，计247000多枚；在腾冲宝峰山核桃园还出土了汉代五铢1000多枚。考查钱币的出土，不难看出，发现古币的地方，往往与商道有关，离古道越近，出土的货币越多，离古道较远，则发现的较少，这些从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舶来的海贝，从战国到明末清初，作为货币使用已绵延2000多年，它不仅是古道沿线各民族与海外民族交往的见证，而且也是古道沿线商贸较繁盛的见证。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随文化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古代市镇的形成和扩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纪，蜀地的商队就驱赶着马带不断经过这里。公元8世纪，南诏建立，大理不仅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严正王朝从南方通往中印半岛直至欧洲诸国的最大口岸，成为中中国地与印缅诸国物资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大的贸易枢纽。古道的商业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国、川东的巴国、黔西北的夜郎国、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以大理为都城的南诏国等，都建立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镇网络，而又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效应，形成相对发达的区域经济。
独特的地域性
“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历史悠久，道路奇险，从蜀地出发，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叶榆，一路或峰巅嵯峨。
独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点。面对西南横断山地，江河横横溢，山峦叠障的特点，西南各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桥、栈道、马帮。“笮桥”是当地笮族人创造的一种飞跨天堑的索桥，《元和志》卷32载：“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处。”最初采用当地出产的笮、藤拧扭而成，系于河谷两岸，借助木制溜筒，将人畜滑向对岸，以通往来。“栈道”有土栈和石栈，土栈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是在悬崖绝壁上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铺木木板。笮桥和栈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这备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胆魄，别出心载创造出来的交通奇观。如果说北方丝绸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骆驼开拓的，那么南方丝绸之路则是由山地之舟——马帮开通的。马是西南与内地贸易的重要物资，也是石道上最为常见的，效力最大的运载工具和经商工具，在望不断的崎岖山路上，终年有走不尽的队队马帮，马帮驮来了商品，驮来了文化，交流了友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帮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点的又一体现。“其价如金”的蜀锦，质地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泽，在汉化已生产空前，隋唐时规模更大，质量之佳，蜚声于世，堪称东方一绝。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这一商品开始认识中国，认识东方文明的。铜鼓是亚太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青铜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据对万家坝出土铜鼓的测定，其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自创世以来，便进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无论节日、出征，还是播种、丰收、人们都以铜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工匠和生产技艺为一体，在古代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城乡，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为民族性特色极强的地方文化。
明显的融合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文化传播的纽带，它联结中原，沟通中印，它为中原、西南、印缅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创造了条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铜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积存、从而形成丰富的、独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点的古道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发达的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都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时达鼎盛时代，“苍山与洱海，佛教之齐鲁”，“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鸣钟”。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记行》中说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劳钦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禅记。”佛教的传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也融进了佛教文化，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们更运用原有的绘画技巧和雕塑工艺技术来表现佛的威力，弘扬佛法，于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石刻雕像，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剑川金华寺山摩崖石刻、禄劝密达拉摩崖石刻、晋宁摩崖石刻、安宁法华寺石窟、凉山博什瓦黑线刻画像。这些带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无疑给西南地区增添了一枝异彩独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泼洒净水，祝福祈丰的习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过古道传入云南，成为傣族泼水节的来源和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广泛的祭柱习俗的来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众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为铜制，而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味县的古代民族，也同样使用鼎，与中原所不同的是多为陶制鼎。丰满于中原的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据《华阳国志》载，汉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龙纹以为龙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岩画上也有龙的形象，缅甸、越南、泰国、老挝一些民族中也有纹身刺龙的习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出版发行的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1]
2000年以后茶马古道随着普洱茶的声名鹊起在几年间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联手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 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次会议召开后，人们对茶马古道有了全面的认知，无论对其开展研究还是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经济，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普洱茶热初见端倪，随着普洱茶热，茶马古道也随之再度受到关注。2007年后文物部门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进一步摸清了茶马古道的走向、线路、分布、相关文物遗迹和周边环境风貌等情况，为下一步文化保护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研究方法和视野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应以现代化的新视角和全球化的开放视野，审视南方丝绸之路及其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
研究重点，应以文化板块的研究，民族相互交往、融合，城镇市场网络体系，整个线路系统为主。具体方法上，可以将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进行对比研究。比如，由于南方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深山里，他们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数民族完全不同，因此两者在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并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性质和历史作用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始于先秦、盛于汉唐的商贸通道，由多条主干道和支干道组成的商贸道路网络系统，同时也是一条民族迁徙的走廊。从政治上看，统治者要把自己的权威达于各地，因此需要开发这样一条通道；从军事上看，为了军队的进入和军事物资的运输，也需要开通这些道路。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央政权统一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作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青铜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传，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文明的内容，对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问题
南方丝绸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毕摩文化、东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均属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历经千年，应充分的发掘、保护与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数千年来留下了无数具有历史、文化、艺术、民族和宗教等多重价值的遗存，将其列入“丝绸之路”整体申遗名单，既有利于加强中国段沿线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和睦邻关系的发展。部分恢复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尤其是恢复“牦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观，并以文化旅游线路整合沿线资源，打造精品路线，推进沿线旅游区域的合作，借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丝绸之路，可以促进西南各地旅游、经济、文化等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一直连接着中原，连接着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向南方的传播、藏族与地方宗教的交汇，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的民族聚居区，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就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来说，这些区域是费孝通先生定义的“藏彝走廊”区，也是王明明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一方面，南方丝绸之路位于中央版图的边缘一方面，它跨境生活，与当地原住民交换所需物品，语言交流顺畅；一方面受中央王朝控制，远王权控制远至此，政令畅通有效通过人员交流，儒家传统文化在这里传播很远、商品交换，在整合的顺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个圈子的文化之间已经有了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处于“中间圈”带内少数民族为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贸易末端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跨国的、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排斥和吸收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一个民族的专长。它既没有复制外国文化、移植或简单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丝绸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运输、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适应中变化，不断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连接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证据表明，中国 公元前2000年中期，中国古代文明通过西南地区与近东地区的文明进行了接触和交流，在此期间，文化因素的交流主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玻璃珠，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的经贸文化关系早已发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铜像和金杖、黄金面具，因为出处既不在巴蜀，也不在中国其他地方，但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埃及、世界上类似的文明古国文化形态，如印度，发展方向相同，风格相同，功能相同，在时间顺序上也处于相对靠后的位置，所以可能是吸收上述西方文明地区的相关文化因素，再创造而成。
西方考古发现，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雅典kerameikos的一个墓地中发现了5种不同种类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编织方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发生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动、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已知最早的中国丝绸，是古蜀的产物。所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到中亚和阿富汗，再到西方的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是中国丝绸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交通线。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丝绸之路的传播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贸繁荣早期的西南地区，也促进了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南和东南亚都具有重要意义、南亚的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表明，自夏季以来、商代羌人经过青藏高原东缘（四川西部）迁到西南，然后这种民族迁徙就层出不穷，一直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徙的民族不仅到达了中国的西南地区，有的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和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迁徙打通了南北沟通渠道，促进了文化融合。
南方丝绸之路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和价值意义，其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是不可替代的。这种创意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民族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是沿线民族文化的象征，是诚信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南方丝绸之路的文化逐渐转化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商队最终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会完全消失，沿着这条路线行进、博物馆茶叶交易的新市场等，都是基于茶马文化的发展，这些也一定会水到渠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断传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