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坐落在中国河南省，曾经是商代时期的一座古城。二里头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事情发现和研究，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家刘国桢在寻找殷墟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个遗址。二里头遗址的规模之大、保存完整程度之高，让刘国桢深感震撼。他意识到，如果深入研究二里头遗址，将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二里头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南临古洛河、北倚邙山，背靠黄河，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1959年经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发现，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部门发掘，出土了众多陶器、青铜器、骨器、玉石器等遗物，发现了诸多宫室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及墓葬等，是迄今为止我国已知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填补了中原地区上古时代历史的一部分空白，成为“夏代考古”的焦点，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二里头遗址所属年代的划分为判断同时期其他文化遗存的年代提供了参考依据。对二里头遗址中建筑遗存的兴废研究也为研究夏、商王朝分界提供了重要依据。文献记载中说夏都斟鄩。稍柴村附近和斟鄩有关的地名不少，有鄩溪、有上鄩、下鄩，这里是寻姓的起源地之一。

1963年，二里头遗址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在2004年和2022年均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二里头遗址的范围大致由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这三个村庄构成，中、西部位面积广阔的高地，高地东南部的悬崖上暴露有文化层和许多遗物。高地共有四块隆起地段，按使用类型可分为宫殿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位于遗址中心区域，面积最大，约12万平方米，高四周0.5-1米。墓葬区分布在二里头村东南和圪垱头村北两地，面积分别为2万平方米和1万平方米，高四周均约0.5米，属于中型墓葬。手工业作坊区分布在新庄村南部。

宫城

宫城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南部，总面积约为10.8万平方米，平面为长方形，内有十几座大型宫殿基址，外筑城墙，大致从二期晚段使用至四期晚段。宫殿建筑面积均不小，筑于夯土台基之上，高出地面不少，形制规整，大多采用封闭庭院结构，表现出沿中轴线分布的特点。

墓葬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可分为至少五个等级，其中等级最高的墓面积超过2平方米，使用木质葬具，底部铺以朱砂，以铜器、玉器、陶器等随葬。二里头文化一期发现六座小型墓葬，分布零散，其中四座以陶器、石器和绿松石珠随葬。随葬陶器有酒器、炊器和食器等，各墓随葬陶器的器类、形制并不一致。二里头文化三期墓葬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不少是礼器和祭器。随葬青铜器以爵、戚、戈、刀等为主，大多器壁较薄，造型简单，质朴无文，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仍处于初级阶段，随葬玉器有钺、戈、璋、刀、琼、圭等。

手工业作坊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在宫殿区南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平面大致呈长方形，是一座浅穴式建筑，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部分，作坊周围以围墙圈护，可能具有官营性质。

绿松石作坊位于作坊区东北部，总面积逾1000平方米，至少从二期晚段保存至四期晚段，作坊内发现了大量与绿松石加工过程相关的遗物。

窑址灶址

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十几座散布各处的陶窑遗址，大多形制相近，由窑室、窑箅（bì）、火膛、窑柱等部分组成，保存状况较好，发现了少量陶拍、陶垫遗存。

遗址内共发现了二十余座灶址，多数破败不堪，几乎均由火门、灶膛、灶壁、灶顶、火眼、烟道和支柱等部分构成。

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较多，陶器占大多数，还有部分铜器、玉石器、骨器等，种类丰富，是当时人们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水平的反映。

陶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较多，大多为实用器，包括网坠、纺轮等生产工具，罐、鼎、甑等炊器，盆、罐、罍等盛器，尊、缸、瓮等储器，盘、碟、豆、钵、碗等食器。有黑、灰、褐、红、白几种陶类，以泥质和夹砂材质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篮纹、刻划纹等。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出土有陶礼器，虽然学界对于陶礼器的范畴并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均公认鬶（guī）、觚（gū）、爵、盉（hé）四器属于陶礼器。出土情况还表明，陶礼器与玉礼器在青铜礼器产生之前，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系统中的核心，在礼制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对出土陶器所进行的类型学分析是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八段的主要依据之一，分析发现，二里头文化各期陶器系类中灰陶逐渐增多，黑陶和褐陶相对减少。陶器质料中泥质陶、夹砂陶渐渐增多，细泥陶逐渐减少。陶器形态方面，折沿和平底渐渐减少，卷沿、圜底和凹圜底逐渐增多。

铜器

二里头遗址内虽然发现有铸铜作坊，但出土青铜器数量并不多，大多出土于大型贵族墓葬（说明当时阶级分化较为严重），主要是爵等礼器，刀、戈、戚、镞等兵器，鼎、盉等容少量器，铜渣、铜条、铜片、铜块等生产工具，铜铃等乐器，以及绿松石铜牌饰等饰品。二里头文化一期仅发现少量铜制生产工具，二期发现了更为复杂的铜铃和铜饰，铸造难度更大的爵、斝（jiǎ）、鼎、盉等容器主要出现于三期和四期。一至四期二里头的冶金技术从发端渐渐走向成熟。

乳钉纹青铜爵

乳钉纹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青铜礼器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高26.5厘米，上部舒展，中部收拢，底部的足高、长、细，因其造型如同婀娜的美人，因此也被称为“美人爵”。乳钉纹青铜爵虽然形象较美，但重心不稳，与后来的青铜爵相比实用性较差。

网格纹青铜鼎

网格纹青铜鼎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另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被誉为“华夏第一鼎”，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的遗存，其造型和纹饰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一脉相承。

漆木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较多木胎漆器，有红、白、褐、黑四色，有漆觚、漆鼓、漆木棺等食器、酒器、乐器和葬具，其中漆觚占大多数。

玉石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较多，包括收割工具、砍伐工具等，原料主要以砂岩和安山岩为主，普遍使用穿孔技术。玉器大多出土于中型墓葬，种类丰富，有刀、璋、钺、戈、等兵器，铲、铃舌等工具，还有玉坠、玉镯、玉璜等饰品，其中兵器居多。这些玉器主要作礼器使用，多用以彰显所有者的身份地位。当时人们对玉器的加工相当熟练，掌握了切割、打磨、钻孔、镶嵌等技术。

绿松石龙形器

出土于三号宫殿基址的贵族墓葬，被誉为“超级国宝”，长约6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由两千余片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直径为0.2-0.9厘米，厚度为0.1厘米，被公认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为直接、正统的根源。

制骨遗物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数量庞大的制骨遗物，包括凿、镞、锥、针、鱼叉等生产工具与武器和部分饰品，骨簪和骨镞占半数，绝大部分骨器属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表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是大规模生产骨器的时期，其制骨作坊与其聚落形态几乎同步发展。

动植物遗存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种类较多，家养动物方面主要有猪、绵羊、山羊、黄牛和狗等，此时的二里头都邑已经开始发展猪、羊、牛的饲养。野生动物方面发现有螺贝类、鱼类、龟鳖类、鸟类、哺乳动物类的骨骸遗存，其中，中国田园螺、鹿、兔在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有碳化木屑、果核、块状茎、种子这几类，分析发现有蒙古栎、菱角、酸枣、桃、欧李果、山药类植物，水稻、粟、黍、小麦、大豆和藜等作物的种子，其中水稻种子占比较大，说明当时在二里头地区有种植水稻的现象，大豆种子的发现也为研究大豆源于中国增加了支撑依据。

二里头遗址被划分为外城、内城和宫殿三个区域，城墙有四道，同时还有道坛、玉石工坊等建筑。这些建筑遗址的保护与研究，对于探索商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揭示了商代时期的一些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最为有名的是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工艺精湛，代表了商代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工艺技术。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等。这些文物不仅反映出商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还揭示了商代时期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等方面。

二里头遗址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代时期社会的层次结构和阶级分化。二里头遗址内城区域的宫殿遗址，以及出土的玉石工坊，表明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异。而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日用品，反映了不同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的重要线索。

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通过对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工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更好地展示给外界。

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只有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加强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可以确保这些历史文化遗址得到有效保存，并能够传承给后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