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一大哥

富豪榜，顾名思义也就是富豪的排行榜，目前我们常见的富豪榜有福布斯富豪榜和中国作家富豪榜。

1917年创立的福布斯杂志，在编制各种排行榜方面有86年历史，1982年首次推出富豪榜在全球产生空前影响，一年一度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在全世界受到密切关注。福布斯每年编制一百多个有关人物、公司和生活时尚排行榜，在全球范围内，福布斯富豪榜的江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云集了世界各地的富豪们。

据福布斯中文网报道，在福布斯最新发布的2013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ú）连续第四年蝉联全球首富的桂冠。这位墨西哥电信大亨的净资产达到730亿美元，相比2012年的690亿美元再上一层楼。比尔·盖茨（Bill Gates）保住了第二把交椅，其净资产达到670亿美元。时尚品牌Zara的创始人阿曼西奥·奥特加（Amancio Ortega）排名较2012年跃升两位，取代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成为全球第三大富豪，其净资产达到570亿美元。而巴菲特则以535亿美元排名第四。这是自2000年以来巴菲特首次被挤出前三甲。尽管如此，巴菲特的财富在2012年增加了95亿美元，在所有上榜富豪中位居第二。

作家富豪榜

中国作家富豪榜是反映全民阅读潮流走向的超级文化品牌，旨在推动全民阅读时代到来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自2006年由吴怀尧首创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每年引爆全球媒体关注，在华人世界迅速形成现象级话题，让中国作家群体和华语原创文学变得万众倾心举世瞩目，让中国书业更具活力，受到文化部、作家群体、出版机构、书店、媒体、亿万读者的广泛赞誉，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化界奥斯卡盛典，具有无可匹敌的超级影响力。

2012年11月26日，“第七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文化盛典”在中国成都隆重举行，郑渊洁、郭敬明、唐家三少、南派三叔等二十多位最红作家集体出席，吸引全国亿万读者持续热议，开启了全民读书热。

在本次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单上，娃哈哈董事长、中国饮料大王宗庆后以63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重新登上首富的宝座。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资产分别为510.3亿元和504亿元。

值的一提的是，宗庆后不仅重新夺回了中国首富的桂冠，而且其2013年的净资产较上年足足增加了214.5亿元。之所以有如此大幅度的增加，原因之一是福布斯从娃哈哈集团获悉，宗庆后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80%，这远高于递交给杭州市政府的文件中提到的29%。娃哈哈的发言人对此表示，这份文件中的数据并不全面。

但财富增长最快的并不是宗庆后，而是王健林。他的财富在一年之间多了248.3亿元，排名也从2012年的第15位跃升到2013年的三甲之一。

与宗庆后和王健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建筑机械设备需求放缓影响，2012年的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财富减少222.8亿元。他以371.7亿元的净资产在2013年的榜单上排名第6。

榜单显示，经济增长放缓给不少中国的顶级富豪造成损失。2013年排名最靠前的100位富豪，总资产较上年缩水7%，降至2200亿美元。其中，财富损失最严重的是刘永好家族，一年工夫，就锐减了248.60亿元。不过即便如此，仍然好于上证综合指数的同期表现。自2012年的榜单发布以来，上证综指下跌了20%。

意义

富豪榜的出现，体现了人们思想的变化：由保守藏富向正向面对财富的转变；由保守向文明开放（——说明了大众媒体的进步与教育的普及等思想工具的极大地提高）；标志着人们对财富对经济正在走向新纪元。

积极影响

有利于扩大信息量；有利于企业明确经济发展方向，对当今经济有把握能力，提高竞争力；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积极性；有利于相关人士对经济有所思考等。

消极影响

作为参评性质，不可避免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广泛思考和讨论。

在作家可成富豪的年代

文|何三坡

1849年，深秋的一天，在一辆从巴尔的摩开往费城的火车上，乘务员发现了一名失去知觉的男子，他个子瘦小，一身褴褛的衣衫，面容苍白。乘务员叫来列车上的乘警将他摇醒，带着他在前方的一个车站下车，并将他送回了巴尔的摩。这个貌似乞丐的家伙一路上一言不发，形同梦游。他随身带着一个破旧的箱子。

后来，人们发现他在街头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一动不动。几个小时之后，他倒下了。人们将他送进了医院。三天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叫爱伦·坡，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十九世纪的戏剧大师萧伯纳先生一生最推崇的作家。他就这样荒诞而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被贫困的拳头击倒。

临终前，人们发现他口袋里没有一枚硬币。

他的诗歌作品《乌鸦》与《排钟》，因其深刻的寓意和怪诞之美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杰作进入了世界诗歌的宝库，而他的恐怖小说，更以其令人心惊肉跳的神秘气质让成千上万的读者着迷。许多年后，作为恐怖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给希区柯克敞开了一扇便捷的大门，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希区柯克恐怖电影大师的名声。

而一个名叫斯蒂芬·金的家伙则凭借着他所开创的道路高歌猛进，每年从出版商手上获得上千万美元的收入，成为可以与好莱坞的巨星们收入等量齐观的人。

与爱伦·坡类似的悲惨状况也出现在中国，时间是1763年2月12日，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才子，因饥饿和疾病而跌倒在北京通州的羊肠小道上，他死后，朋友用一把黄土掩埋了他。没有墓碑，顿成荒冢。他的作品《石头记》也因为未能完稿而辗转流徙，并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千古憾事与争议最大的难解之谜。

一两百年前，才气卓绝的天才们，因贫病交加而死；一两百年后，同样这一群人却成了富豪。这仿佛是时代给作家们开的一个辛酸的玩笑。但是，时间流逝得太快，玩笑消失在风中，没有人去关注它。

今天，当每一个作家都有可能成为富豪的时代突如其来，人们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在西方，这一切顺理成章，不是问题，作家可以与出版商同分收益，他们有些人获得的财富甚至可以与国王相媲美。而在中国，它却是一个难题，一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难题，人们似乎还在发呆，在惊惶、在犹疑，甚至在拒绝。

拒绝者首先来自于写作群体。

中国作家作协会现有会员万人左右。在这庞大的团体之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具备成为富翁的能力，也缺乏成为富翁的野心，我指的并非那种天下英雄谁敌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野心。仅仅是写一本畅销书的野心。没有野心的作家大抵都缺乏文学理想，而没有文学理想的作家无异于废物。文学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小爱好，小情趣，小快乐，小安慰。他们依然陶醉在由中国最平庸最迂腐的文人所掌控的文学杂志中不能自拔，并迷失在种种充满黑幕的疑窦丛生的奖项里。由于缺乏一个专职作家应有的态度和素质，他们很难写出有个性有独创并且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但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畅销作家的排斥和鄙夷。我想，每一个明白人都知道，作协只是一个资格认可，而并非仰仗的门庭，如何变废为宝，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的拒绝者来自出版商。

一部耗尽作家心血的优秀书稿可能会给出版商们带来数百万的收入，这在出版业内已不是天方夜谭。但情形往往如此：即便出版商的仓库里堆满了白银，当他们向作者支付为数不多的稿酬时，依然会感到痛心。人们很容易发现，过多的出版商在出版前不致力于书籍装帧，出版后不致力于推广宣传，传统的一以贯之的陈腐观念将他们牢牢地按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享受着坐收渔利的美好光阴。而压低版税，拖付稿费，隐瞒印数，成了他们最熟悉和热衷的工作。

拒绝者还来自于小知识分子阶层。照他们的理解，作家理当吃苦受穷。似乎拥有金钱就意味着道德沦丧，他们渴望每个作家举家食粥，青灯黄卷，像历史上所有穷困潦倒的写作模范们那样活着，他们似乎只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只有在贫困和无助中才能创造出伟大而高尚的作品。

最让人悲哀的拒绝者来自于普罗大众。

他们中许多人对于食物的兴趣远远大于读书的兴趣。许多时候，他们面对几百元的饭局不假思索，而花几十元买本书却颇费踌躇。他们宁愿坐在电视机前看娱乐节目，而不愿去享受读书的乐趣，对于这样一群人，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有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人们会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而不愿意读书。他们将由于崇尚享乐而彻底失去自由，因为强大的技术敌人最终会导致其精神毁灭。机智而渊博的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把他们称为文化白痴。在这里，我不想对他们多置一辞，因为他们甚至都看不见这样评价他们的文章。我们的评价对他们已然失去意义。

拒绝者当然远不止这些，他们拒绝的结果使得一个本该生机勃勃、最能为世界带来精神享受的最该摆脱贫困枷锁的这个群体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尽管环境恶劣，然而，作家成为富豪的时代毕竟像一场不可遏止的洪水一样到来了。我们惊奇地发现身边的人们凭借着他们杰出的叙事才能和他们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凭借着他们挑灯夜战的勤勉与永不止息的激情，正在冲破重重险阻，而成为优裕生活的拥有者。作为一个社会精神生活的提供者，他们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敬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群体正在日益壮大，他们的未来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