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珠峰科考13名登顶队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

有人成功登顶珠峰，有人永远留在南坡。

5月23日12时30分许，2023年珠峰科考13名登顶队员成功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继2022年之后，再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此后，他们将完成峰顶雪冰样品采集等重要科考任务。

几天前，也是在这片雪域高山，一名中国籍登山爱好者永远留在了世界最高峰。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贵州男人，有着常年在户外被晒黑的健康肤色。镜头里的他总是穿着冲锋衣，背着登山包，出没在各种各样的山川和洞穴中。

他的离去让同伴们惋惜，再度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日前，南都、N视频记者多方采访，还原了这位中国籍登山爱好者遇难的经过，听他们讲述珠峰峰顶壮丽广阔风光背后不容忽视的危险。面对珠峰，有人丧命，有人九死一生，也有曾经执着的登山爱好者不禁思考，放弃也是一种选择。人类对珠峰的探索仍在持续。

受访者攀登珠峰时留影。

未完成的梦想

登顶珠峰，曾是陈学斌的梦想。

5月18日，在离梦想垂直高度只有100米左右的地方，陈学斌永远闭上了眼睛。

彼时，他的老乡兼队友樊黔已经登顶后下山到了C3临时营地。“陈学斌，陈学斌”，樊黔试图通过对讲机联系他，却没有听到对方的回答。

对讲机那头，有人告诉他，有个中国登山者出事了。

樊黔和陈学斌是贵州老乡，同为登山爱好者的两人今年一起报名到同一个团队，准备冲顶珠穆朗玛峰。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珠峰大本营同吃同住，一起拉练。当地时间5月14日晚上11点半，他们一起出发，朝着多年的梦想攀登。

途中，有C1、C2、C3、C4几个临时营地，樊黔和陈学斌用6个小时穿越了被称为“恐怖冰川”的昆布冰川，走到了C2，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向上攀。

一路顺利。只是从C3向C4走时，陈学斌开始出现雪盲症状，眼睛里充血，看东西有刺激感，但症状还不算严重。

“到了5月18日冲顶那天，我听说有100多人去登珠峰，担心路上会堵塞”，樊黔向南都记者回忆道。“那天下午6点半，天慢慢开始黑了，我一看前方峰顶线都是人，就提醒我的夏尔巴（当地向导）要抓紧，我说我们7点半必须走，当时陈学斌还觉得晚了，说他7点就走。”

当天晚上7点半，樊黔准备出发冲顶，“陈学斌跟我说他的夏尔巴让再等一个小时，正好他眼睛也不太舒服，想闭一会儿眼睛，用眼贴敷一会儿，舒缓一下。我说那我先走了，他说‘行，一会儿见’，那时我还觉得他很快就会赶上来”。

19日凌晨3点半，樊黔登顶珠峰。他掏出手机来拍照，只拍了两三张，手机就被峰顶的低温冻关了机。在峰顶待了约20分钟后他开始下撤，大约凌晨5点多，在南峰遇到了正往上攀的陈学斌。

“他看起来很累，气喘吁吁，表情很痛苦”，樊黔对南都记者说，“但是攀珠峰大家都很累，表情都很痛苦，所以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当时，陈学斌说他的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呼吸面罩里呼出的水汽让他的眼镜起了雾，他的夏尔巴帮他把眼镜摘下来，擦好后再重新戴上。

分开时，樊黔对陈学斌说：“你要活着回来啊。”陈学斌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樊黔没想到，这会是两人的最后一别。

“任谁出问题都不会是陈学斌，他在我们整个队伍里面身体素质最好，比他弱的人都能登顶，他肯定没问题。”直到陈学斌的夏尔巴也回答说找不到陈学斌了，樊黔才心里一紧，“肯定出事了”。

樊黔在珠峰大本营试图寻找最后遇到陈学斌的目击者。

问了十几个人，有的说看见他倒挂在绳索上，有的说曾直接跟他对过话，给他喂过水，有的说看见两名夏尔巴曾给他做过心肺复苏，每个人说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结合多位目击者描述的时间和地点，樊黔向南都记者推断，陈学斌是在雪盲看不见东西后，拽着绳子还在往下降，有时昏过去，醒来又继续往下降，“他的求生欲很强”。

在8000多米的雪山上，低温和缺氧让人疲惫而恍惚，来来往往的目击者们自顾不暇，无法驻足救陈学斌一把。

友人们眼中的陈学斌，体能很好，登山经验丰富，性格直爽开朗。两年前，樊黔和他在一次登山活动上相识，又因为这次攀登珠峰，在同吃同住的一个月间变得更加亲密。“他性格很直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直言不讳，平时嘻嘻哈哈的，有时候开玩笑不正经，有时候又很严肃。”

陈学斌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的视频内容，总是关于运动、关于探险、关于大自然。上雪山，下洞穴，用樊黔的话来说，是“一上一下”的探险，他们在这上天入地的探险中感受自己的生命力。

反爬金鼎山、太平山骑行、自驾穿越人称“最难走的进藏路”丙察察线……最后一条视频是蓝天下的皑皑雪山，陈学斌和一起攀登珠峰的队友们，配文“珠峰大本营的早晨”，时间是2023年4月23日。

这些记录他旺盛生命力的视频，到此戛然而止。

九死一生

自人类首登珠峰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全世界的登山者依然前赴后继，他们无一不渴望站在顶峰感受壮丽与辽阔。

但世界第一高峰令人望而生畏的攀登难度与四伏的险情，不能忽视。

1996年5月1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席卷喜马拉雅山，在靠近顶峰的空气稀薄地带，从南北两侧夺去了8位登山者的生命，成为珠峰攀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来自台湾的著名登山者高铭和，是那场事故的幸存者。

今年5月23日，这位74岁的老人平静地向南都记者讲述了47岁那年，在“世界屋脊”经历的那场改变他一生的暴风雪。

1992年，高铭和一行台湾登山者做足充分准备，尝试从喜马拉雅山北峰登顶。但是受天气、物资等因素影响，在距离珠峰海拔最高处仅有800多米的地方，高铭和一行人选择了放弃。彼时，近在咫尺的高峰平静、肃穆地矗立在那里，宛如台湾人对它的称呼“圣母峰”所寓意的那般神圣。

高铭和忘不了这份遗憾。

1996年5月，高铭和带着登山团队重新挑战珠峰，这次他们选择从珠峰南坡出发。那年5月10日0时许，珠峰上空布满繁星，在经验丰富的夏尔巴的催促下，高铭和向峰顶发起了最后的挑战。稀薄的空气、略显笨重的氧气罐都让他的行动变得非常艰难，每一步都是和意志的较量。

“快登顶时听见夏尔巴一直鼓励我说，‘高先生快点上来，前面就要登顶了’。”高铭和向南都记者回忆，当时这些鼓励的话，对他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他太疲惫了。但是当他透过护目镜看到远处五彩的经幡在风里摇曳的时候，他才真正有了信心，“哪怕狗爬式的姿势都要爬到峰顶”。

高铭和还记得，“登顶那一刻真的百感交集，想到花费了这么多时间、金钱，终于登顶成功，我整个肩膀的担子好像轻了不少”。来不及感慨，夏尔巴催促高铭和抓紧拍照后下山，经验丰富的他们似乎觉察出天气的细微变化。

5月10日14时左右，高铭和开始下撤。只是刚走没几步，突然开始变天，气温骤降，狂风大作，他和两名夏尔巴摇摇晃晃地寻找下山的路，却因为风雪太大丧失了判断力。

“更糟糕的是，我体力耗尽，跟不上两位夏尔巴，我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却感觉风声已经盖过了我的呼喊声。”高铭和被强风吹得受不了，坐在坡上企图等待向导找到路后来营救他，但是坐下不久就冷得全身发抖，氧气瓶虽然已经耗尽，但好在他逐渐适应了这个海拔的空气。

他双手双脚被冻得麻木，为了让自己坚持下去，暴风雪中他不断喊着自己的名字、拍打身体，让自己尽量动起来。期间，过往的回忆像跑马灯一样在他脑海里闪现，直到在脑海里闪过儿子的身影，冲他说，“爸爸去爬山还没有回来”，高铭和的精神才一下振作。

他是幸运的。

高铭和凭借顽强的求生意识，支撑到5月11日早晨。太阳发出一丝光亮，风雪转弱，他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返回来的夏尔巴把他拍醒，惊诧他还活着有意识，给他灌了很多热水，然后拉他下山。高铭和挺过去的这一夜，8个登山者被夺去了生命。

劫后余生的高铭和回到台湾，在医院里整整住了一年，历经15次手术，切除了手指、脚趾、双脚后跟和鼻子，还有移植整形。

“出院回到家里，我不能走路，整天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心情很低落。”他对南都记者说，“好在有一天，我突然想，老天爷没让我死在珠峰，应该是还有什么使命要我去完成吧”。

高铭和想起在他在那场山难前定下的拍摄中国100座大山“中国百岳”计划，生命再度有了出发的动力。他坚持用残缺的手指，练习洗脸、刷牙、吃饭，并重新开始写字、使用电脑和相机，还学习开车。二十余年间，他的足迹从西藏延伸到大陆各个省份，“中国百岳”拍摄计划目前已完成112座左右。

海拔最高的“名利场”

今年是人类登顶珠峰70周年。据尼泊尔旅游局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已有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的478名登山者获得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

随着科技及装备的进步，加上商业元素的侵入，珠穆朗玛峰这座原本遥不可及的最高峰逐渐变得不再神秘。

高铭和告诉南都记者，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为4月下旬至6月上旬，但攀登珠峰时间比较长，从建立大本营到登顶大概要需要60天以上，这就意味着，一年中登顶的人大都挤在固定的时间段。

“珠峰峰顶氧气非常稀薄，需要快上快下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人身安全。但在珠峰登顶的路上有非常狭窄的地方，在人多时要排队才能通过，一个人至少要十几分钟。如果在排队过程中出现恶劣天气，登山者很有可能丧命。”高铭和向南都记者介绍。

据了解，珠峰南坡的商业登山开发较早且非常成熟，在尼泊尔境内，不论政府还是当地民众，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登山相关活动。攀登珠峰和喜马拉雅其他山峰的登山活动，强力带动了一整套相关产业发展。也正因为拥有如此丰厚的经济效益，尼泊尔政府发放登山许可证数量越来越多，登山者人数逐年递增，拥堵情况愈加严重，埋伏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今年3月，尼泊尔旅游局公告称，在与徒步旅行、探险相关人员以及工会讨论后，决定从4月1日起禁止单人徒步旅行，以防止徒步者迷路、出现健康问题或遭遇自然灾害。该局也直言，除了考虑到安全因素外，这一决定还将为尼泊尔旅行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来自浙江温州的登山者潘正胜也告诉南都记者，攀登珠峰是一项既“烧钱”又花时间的运动。由于攀登珠峰的周期很长，大约需要一个半月。通常有北坡和南坡两条路线，北坡的路线简单，但费用更高，报名条件也更苛刻，所以大部分人会选择南坡。

至于攀登费用，据他了解，国内登山中介公司的报价为4.5万至5.5万美元/人，这仅是团队活动费用，不包含直升机救援、往返交通、住宿、装备、小费、保险等费用。登山者对语言、饮食、服务的要求越高，价格也会越贵。

如此大的开销确实令普通人望而却步，潘正胜说，会有20%-30%的登山者，通过商业赞助和亲友众筹等方式来凑齐这笔费用。

此外，由于大量业余登山者不能很好地掌握登山技能，而仅仅依赖于登山向导，同时高估自己的身体状况，导致近年来意外频频发生。有遇难登山者的遗体因为条件所限不会被搬下山，而成为地标，最有名的是一名被称为“绿靴子”的1996年丧生的印度登山者。当时，他跟两个同伴从距离山顶还有150米的地方撤下，最后失散，导致失温死亡。他的遗体至今还在北峰登顶者经过的路上，被登山者用来判断自己距离顶峰还有多远。

目前，珠峰遇难登山者陈学斌的遗体，还留在珠峰南坡的冰雪中。

5月23日，南都记者联系到陈学斌的妻子和儿子，电话的那端，他的妻子语带哽咽，仍在国内等待官方消息。樊黔正协助家属处理陈学斌遇难后的相关事宜，他告诉南都记者，目前登珠峰的窗口期只剩最后五六天，他们希望能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将陈学斌遗体运下山。“过了窗口期，就只有等明年了。他遇难的那个位置在一个风口上，如果等明年，说不定风一吹就把人吹跑了。”

据悉，尼泊尔公司的救援队提供了一个救援方案，需要支付14万美金，但陈学斌的家属目前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需要等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

樊黔告诉南都记者：“保险公司说按照流程走，可能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放款，所以我们现在正跟保险公司商议看能不能特事特办，或者找谁担保让尼泊尔的救援队先去把人运下来。”

放弃的选择

登顶不易，有人执着，也有人放弃。

与陈学斌同一批冲击登顶珠峰的潘正胜，在海拔8200米时选择了放弃。

42岁的潘正胜在温州从事电商工作。他的登山爱好源于2013年无意间看到的一则温州登山协会招募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从海拔5396米的云南哈巴雪山，到8163米的世界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他认为，海拔越高，过程越有趣。当他打卡到8000米的新高度时，珠峰成为了新目标。

2017年，潘正胜第一次挑战登顶珠峰，当时由于天气原因，遗憾止步于8400米。时隔五年再度挑战，他此次信心满满，原本全队属他的状态最好，不料在出发前两天感染了甲流和新冠，起初症状轻微，他认为自己能坚持住。

经过一系列适应性训练，并提前观测好天气状况，当地时间5月14日23时15分左右，潘正胜和陈学斌所在的攀登队伍正式开启了登顶挑战。

5月17日晚上七点左右，潘正胜到达海拔7950米的C4营地。他告诉南都记者，“陈学斌体能比较好，走得比较快，我们一起到达C2、C3营地，后来他先到C4营地，比我早出发冲顶”。

此时的潘正胜虽行动缓慢，仍想克服身体不适继续拼一把。21时10分左右，他从C4营地出发准备冲顶。到达海拔8200米时，咳嗽开始加剧、心脏闷痛，他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内脏衰竭，便做出了下撤的决定。

放弃的那一刻，他抬头朝登顶的方向望去，黑夜里看到前方登山者的头灯在一点点往前移动，想到自己不能再前行了，心里多少有点难受，却只能忍痛离开。

他对南都记者说：“如果慢慢走的话，还是能上去，很多人都是拼了命往上冲，但我想上去了可能就下不来，还是算了。”

在下撤的途中，潘正胜和他的夏尔巴顺便救了一个来自法国的女登山者，“看到她独自一人在路边，脚骨折了，手冻伤了，没有食物，也没有夏尔巴陪同，我就示意我的夏尔巴帮助她一起下撤”。

下撤到海拔7800米时，夏尔巴告诉他，上面有一个中国人出事了，具体是谁不清楚，他也没想到，会是体能较好的陈学斌，“后来得知出事的是队友，当时我整个人大脑都空白了”。

平安下撤后，潘正胜在回国的飞机上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生死才是大事，其他的都是擦伤，无需感伤，和解才是放下……回家！”

对他来说，第一次失败是心有不甘，第二次失败则是平静释怀。除了登山，人生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

当被问到是否会考虑第三次挑战珠峰，潘正胜向南都记者坦言，应该不会了。

“登山只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不能占据我全部的人生。登不登顶已经不重要了，家人朋友的关心让我觉得放弃是值得的。”

“我想告诉后面的登山者，一定要保持理智和勇气共存。”如潘正胜所说，很多成功者会感谢当时的坚持，但也有像他这样的失败者，在经历生死以后，庆幸选择了放弃。

来自台湾的登山者高铭和也告诉南都记者，曾经有人问他，“如果早知道爬珠峰会有这样的结果，还会不会去爬？”高铭和说，他的回答是：“当然不会。”

只是如今，带着身体的残疾，高铭和无怨无悔地承受着这个后果，没有懦弱地逃避人生的困境。他与大山的缘分还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