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燧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1934年张宗燧毕业于清华大学；1938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15年6月1日，张宗燧出生于浙江杭州。幼时家居上海，五岁进学，后入育才中学，受戴铁君先生启蒙，对数理产生兴趣，表现出卓越的学力。

1930年，张宗燧年十五岁，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1年，张宗燧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指导。

1934年，张宗燧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同年报考庚子赔款出国留学。

1935年，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师建议张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美庚款，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于是他放弃“美庚款”。

1936年，张宗燧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两名取生为许宝騄和张宗燧。

1937年，张宗燧与许宝騄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与早一年来英国的王竹溪一样，在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门下，从事统计物理的研究，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8年，福勒荐张宗燧去丹麦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受到现代物理学先驱人物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的影响，张宗燧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事新兴的理论物理学的研究。

1939年，张宗燧到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在沃尔夫冈·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正当张宗燧留英公费期满，延长一年又未获准之时，尼耳斯·玻尔表示愿意留他在哥本哈根实验室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但张宗燧历来不太喜欢做实验，又因为欧洲局势很紧张，担心战事扩大回不了祖国，于是谢绝了尼耳斯·玻尔的关照，于1939年秋告别了哥本哈根,，几经辗转回到了重庆，当上了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时年三十岁的张宗燧受李约瑟推荐，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

1946年至1947年，张宗燧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讲坛。

1947年，狄拉克推荐张宗燧到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作短期研究。

1948年，张宗燧应邀到费城的卡内基高等工业学校任教；由于签证的延误，而同时北京大学又向他发出了聘书，所以他于当年秋天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回国后完成的《合乎相对论的场论》一文，发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

1951年，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

1956年底，华罗庚建议调宗燧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 。

1957年，张宗燧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理化学部）。

1969年6月30日，张宗燧因受极左路线的迫害而死，仅54岁。

张宗燧

• 统计物理领域

20世纪30年代，张宗燧在中国国外对统计物理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等方面取得创见性成果，发表了《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10余篇论文；并于回国后继续在合作现象和量子系统的各态历经问题等研究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在统计物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张宗燧与王德懋、许永焕为研究合作现象而建立的一个方法，它可以用来求固溶体（或类似的物体）的位形自由能。张宗燧在《量子系统的Ergodic定理》（《物理学报》，14，1958）一文中做了有关于量子系统的各态经历（Ergodic）定理的讨论。他在《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虑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与不齐次罗伦兹变换群的表示之间的关系。

• 量子场论方面

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宗燧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

1939年秋开始张宗燧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9年之前这些方面他曾发表论文10余篇。1949年中国解放时，正值量子场论取得一大进展以后，1948年出现了避免量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重正化理论。因此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国量子场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方面，可以张宗燧的《On Weiss's Theory of Fields》（《物理学报》，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物理学报》，14，1958）两篇文章为代表。1952年以后，重正化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场的研究转入别的领域。

张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应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电子的古典理论时所创造的方法，讨论粒子在标量介子场作用下包含有辐射阻尼效应的经典运动方程。《质点的经典运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伦兹（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数学学报》，3，1953）两篇论文。

• 非定域的研究

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张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经比较了二种含有高价微商的量子场论。这可参见他的论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由于进一步讨论高自旋粒子波动方程时感觉有消除辅助条件的需要，张宗燧写了《分析力学中正则方程的简化》（《物理学报》，12，1956年）。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张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力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 学术论著

张宗燧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1952年，张宗燧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张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作出了贡献。

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宗燧求才若渴，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张宗燧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是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贤惠持家，兄张宗炳居长，宗燧次，下有弟张宗颖，妹张宗烨。

1938年秋，张宗燧学业一结束，便于这年冬天来到丹麦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师从尼耳斯·玻尔，继续他的统计物理学论文。张宗燧住在尼耳斯·玻尔家里，获得尼耳斯·玻尔的信任。尼耳斯·玻尔十分称赞张宗燧出众的才华，对他非常友好。当时，尼耳斯·玻尔的儿子阿·玻尔（A.Bohr）也在求学，两人年轻人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多少年之后，已经领导丹麦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阿·玻尔，来到了中国访问，每次都要同他的老朋友张宗燧相见。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不知道天下有布票，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竟是“里通外国”的大罪行。

张宗燧与北京农业大学化学系助教傅素冉女士结婚，育有一子张洪青。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北大批判的重点。他不明白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不久他与傅素冉女士离异。到数学所后，宗燧为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而十分高兴，并与包坤铎女士结婚，育有次子张敏。

张宗燧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学中成绩显著，获得大家好评。他先后培养研究生多人，他的学生正在中国各有关科研领域内发挥着骨干的作用。张宗燧热爱祖国，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他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不平常的水平，并且还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1939年1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

张宗燧是中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上述工作，在国内外的科学专著和论文中曾多次被引用。是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

张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以入眠，身体逐渐衰弱。而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以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结束了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张宗燧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见。他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遗有论文五十余篇和专著两册。张宗燧率真坦荡，既有科学的直觉，便无法苟且政治之歪曲。他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西方的和苏联的学者，皆能相处，亦能较量。他在失望中过早离绝人世，但他的学识和成就，正直与冤屈，都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

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